當議題從乏人關注變得砲聲隆隆，我們更需要靜下心來閱讀影響國際趨勢的重要文件，這些重要文件之所以產出，是積累了跨國界、跨族群、跨時代的觀察與研究後提供國際社會的建言。
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聯合國第73屆會議（2018年）發布的「防止基於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問題」獨立專家報告書，在這篇報告中，我們可以了解以下三個問題：
- 為什麼我們會對跨性別有根深蒂固的偏見？甚至會希望他們改變身體的樣貌，包括：切除器官、使用賀爾蒙？
- 性別認同是自己說了算嗎？國家在這裡扮演了什麼角色？
- 為了確保並尊重性別認同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設立的獨立專家建議各國怎麼做？
在進入這個主題前，我們要先了解：是誰受到暴力與威脅？
在這裡所稱的多元性別者（Gender Diversity）是指：性別認同（包括性別表達）與特定背景下、特定時間點的性別規範不一致的人，包括非二元性別者。跨性別者（Transgender）則是更具體的術語，描述自我認同歸屬與出生時指定性別不同的人。
為什麼我們會認為「跨性別」超出了社會常軌？
事實上，世界各地性別認同概念的差異很大，而且有歷史悠久的文化和傳統，不同地區存在著範圍廣泛的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方式。在台灣，原住民族的「阿都」就是結合了性別認同、性別表達、性傾向的一種性別表述。
然而現今二元性別的性別規範，存在著「人應該參照其生理特徵被編派的性別進行分類」，也就是說，生著陰莖睪丸的人，就應該具有男性化的角色、情感、表達與行為；生著陰道卵巢的人，就應該具有女性化的角色、情感、表達與行為。若不符合這個編派，就會被視為偏離常軌。
台灣經歷長久的性別平等教育，多數人已經能理解生著陰莖睪丸的人，不一定具備陽剛特質，也不一定愛慕女人；生著陰道卵巢的人，也不一定具備陰柔特質、愛慕男人。但是當一個生有陰莖睪丸的人，其性別認同發展與歸屬並非男性時，在這段日子卻受到嚴厲撻伐，將其性別認同視為病態或異類。
為什麼我們會有「跨性別厭惡身體」的印象？
相信很多人仍根深蒂固的認為：「跨性別的定義是厭惡自己的性器官。」甚至認為沒有切除性器官的跨性別者，一定是缺乏深刻的認同，但這是錯誤的。而且錯誤的來源，來自早期的精神醫療權威。
查閱台灣廣泛使用的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之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，下稱DSM），會發現其診斷標準的演變，從1980年的第三版強調當事人會渴望移除自身生殖器官，到1994年的第四版仍強調當事人對生理性別感到不適，直到2013年才終於將對診斷標準改為六選二，對生理性徵的不適只是其中一個指標，而不是絕對的指標。
不只是DSM，世界上超過70%精神科醫師使用的《國際疾病分類》（ICD），也終於在2018年發布了第11次修訂本，該文件將跨性別類別從精神與行爲障礙一章中刪除，改放置於性健康章節。這個改變是許多公民組織花費了近十年進行系統努力的成果。
若身處2024年台灣的我們，還仍保留著跨性別厭惡身體的想法，也無怪乎聯合國發布的這份獨立專家報告書，特別強調過往精神醫療領域將跨性別者的病態化，已對公共政策、立法和司法先例產生深刻影響，並且滲透到世界各地國家行動與集體良知的各個領域。
這份報告也承認，要從日常生活中消除某些形式的性別觀念將會是漫長過程（例如：過去將同性戀當作變態，以及現在將跨性別者當作疾病需要診斷或切除器官。）國家需要更積極的手段，包括教育與宣傳，才能消除多元性別者身上的恥辱。
我的性別自決跟國家有什麼關係？
討論國家角色前，我想我們還是要先有兩個基本共識：
1. 性別認同／性別自決是一個人身份的核心，認為一個人生來就應該要扮演特定角色的觀念（例如：擁有陰莖者生來就應該要扮演男人），已直接牴觸了自由和自主的原則。
2. 國家應該要尊重一個人的性別認同，且確保其不因性別認同而產生不利益影響。
一個人若要能自由表述自己的性別，且不會因此受到不利益的影響，國家的角色至關重要。剛剛經歷過同婚法制化歷程的台灣社會，一定可以理解，當一個人與同性別者組成家庭，而國家卻不承認這個家庭，也不給予和異性婚姻同等地位，即便這兩人有多麼相愛，仍有可能無法避免悲劇，相信多年來大家已經聽聞太多。
同理，若一個生來有陰莖的人，其所表述的性別是女性，若國家拒絕承認其女性的表述，也未提供平等的法律保護，包括：隱私、身份、表達自由等面向，那麼這個人的性別認同是無法被確保的！就如承認同婚一樣，國家必須承認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，才有可能確保跨性別者的自決權。
帶著過苛條件的承認，還是承認嗎？
事實上台灣確實是承認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的，但問題在於這個承認伴隨著侮辱性的要求。依照台灣現行行政命令，跨性別者若要更改官方紀錄中的性別，必須要經過精神鑑定與診斷、與摘除性腺性器官手術。
在這裡我們要特別強調，對於需要精神科、賀爾蒙補充、手術介入的跨性別者而言，這些醫療介入均屬於性別肯認照護的一環，當然不構成虐待與侮辱。這裡的侮辱是指：當一個人沒有意願(需求)尋求精神科就診、沒有意願(需求)服用賀爾蒙、沒有意願(需求)手術，卻因為要獲取官方對其性別認同的承認，被迫進行醫療程序。
國家要求跨性別者變更官方性別紀錄時，應出示精神鑑定報告與手術證明書，是過於嚴苛的要求嗎？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思考：當一對性別相同的人要結婚，國家卻要求他們提出精神鑑定報告證明自己的性傾向，那會是一件多麼羞辱人的事。
國家可以怎麼做？
2017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就曾頒布文件，建議國家法律承認性別認同的過程應：
1. 以申請人自主決定為基礎；
2. 是一個簡單的行政流程；
3. 易於獲取，並且盡可能免費；
4.不要求申請人滿足過度(abusive)的醫療或法律要求(包括醫療證明、手術、治療、絕育或離婚)；
5. 承認非二元身分（既不是「男人」也不是「女人」的性別認同）
6. 確保未成年人的性別認同也得到承認。
願這一份2018年出爐的聯合國文件，能為此刻烽火連天的台灣社會指引一條清晰的方向。
報告全文：https://www.ohchr.org/en/documents/thematic-reports/a73152-report-independent-expert-protection-against-violence-and
了解DSM的演變：https://transgender.tapcpr.org/what-is-gender-dysphoria
